[摘要] 十三五规划通过了全面放开二孩这一政策，十三五规划允许普遍二孩，并不在公众意料之外。此前的“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就预示着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松动。
十三五规划通过了全面放开二孩这一政策，十三五规划允许普遍二孩，并不在公众意料之外。此前的“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就预示着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松动。允许普遍二孩这一政策是中国人口与生育政策的又一次历史性调整，至此，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需要注意的是，生育二孩应等各地普遍放开二孩政策落地后进行，抢生违法仍需罚款。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昨天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宣布了这一重大决定。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中国人口与生育政策的又一次历史性调整。
以“单独二孩”政策的推出为参照系，全面放开二孩要落地，恐怕至少要经历4个关键程序：第1关：中共中央的决定;第2关：国务院制定调整意见，人大常委会批准;第3关：各地实施方案报批;第4关：地方人大修订计生条例。国家卫计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姜卫平昨日表示，全面落实该政策还需等待各地人大修改地方的法律之后，方可终落地。
全面放开二孩要先修法
姜卫平透露，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落实应该是参照“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他强调，全面放开二孩依旧需要依法落实，首先有个修法的过程。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当年12月国务院就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议案”，12月末的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
该《意见》明确了各地落实“单独二孩”的实施方案。首先，各省(区市)的政府制定实施方案，接着报国务院主管部门(即国家卫计委)备案。之后，各省人大或其常委会修订地方性法规。
普遍二孩落地前，抢生属违法要罚款
目前，根据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省份计划生育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姜卫平介绍，国家仅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原则性的规定，而具体的生育政策在省级层面制定。我国正式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后，多地相应地修改了计划与生育条例。这导致了各地政策的落地出现了时间差。
如2014年1月，浙江、安徽、江西三省率先启动“单独二孩“政策，3月至6月多数省份集中实施，9月政策全面落地。地方政策的出台时间决定了新生儿的身份是否合法。
对于政策落地之前“抢生”单独二孩者的处理，各地也有不同。
此前媒体曾统计，江西、浙江、天津、北京、陕西、上海、四川、甘肃、重庆、广东、辽宁、湖南、云南、福建、内蒙古、黑龙江、贵州等17个省市自治区明确规定在政策落地之前“抢生”单独二孩者属违法，仍需按规定进行罚款。
解读：允许二孩不等于二胎已有双胞胎不能再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全会公报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也就是说，允许“二孩”而不是“二胎”，例如已经生育双胞胎的夫妻就不能再次生育。
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的前世今生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一直处在演变中。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快速增长，民众生育观念仍是多子多福，政府则是主张“人多力量大”，“人越多越好”论占主流。经历1959年－1961年的天灾人祸，中国才开始注意人口控制问题，但直至1972年以前，基本还是放任自流。不过，在50年代，如马寅初、潘光旦等人，就已经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但这一派意见受到了严厉批判，很快就销声匿迹。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家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样，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在这一时期，是“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得到平反，宋健、田雪原等人根据“适度人口”论提出中国的“适应人口”规模。这些观念经过反复宣传，逐渐深入人心，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无不认为应该实行人口控制。
第三段大致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社会日益逼近。很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力，不再聚集于人口过多，而是担忧因生育失衡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给中国未来带来的影响。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是是非非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以近整版篇幅，发表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田雪原的一篇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
这，还得从马寅初的那篇《新人口论》说起。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由于社会安定、医疗卫生条件提高，我国迎来了波人口过快增长时期。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提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因此，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但是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关于控制人口的主张，遭到围攻和批判。《新人口论》被批为“仇视劳动人民”、“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人民进攻”。
再加上从195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计划生育被搁置。
这样的结果是，1962到1973年，中国经历了又一轮生育高峰，总出生人口达3.2亿。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
虽然如此，人口研究仍是长期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
“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必须首先面对这一桩公案，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为新人口论平反”，3月10日，田雪原说，在这种情形下，1979年8月5日，他的一篇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以此为契机，田雪原接连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批驳了人口越多越好的“人手论”，“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等的禁锢和教条，对当时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起到了推动作用。
计划生育几个合适？
控制人口要实行计划生育，而如何计划，这是个问题。
早在1970年，周恩来就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而其中，计划生几个合适，才是政策的核心。
两年后的8月21日，卫生部在向国务院写的《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将城市的生育控制经验总结为“晚、稀、少”。所谓“晚”，指男女双方在25岁以后结婚；“稀”，指婚后生育间隔长一些；“少”，指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
不过，“中国的人口增长像一辆已经开起来的汽车，有很大惯性，靠它自己慢慢停下，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田雪原说。
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受到“人多了”。
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国家在1978年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好一个多两个”的生育政策，表明要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的态度。
同年3月，计划生育次被写入宪法，在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其中的措辞是“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一年后的12月中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会议。时任副总理的陈慕华在会议上提出：“一对夫妇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好一个，多两个’。现在提出来‘好一个’，后面那个‘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当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也在那一时期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他和同事在世界上首次应用控制理论来探索人口控制问题，寻找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关键”。
终，他们计算出，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使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相对平衡，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
随后，宋健与田雪原等人合作，进行人口预测。
这一预测结果被国务院主管领导送到了中央政治局，立即引起了中央重视。
开会研究“只生一个”行不行
1980年3月，北京依然春寒料峭。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关乎全中国每一个家庭的会议正在召开。
在中央看到田雪原等人的人口预测后，中央书记处就委托中办，于1980年3月至5月，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中央在人口问题这个重大决策前多方听取意见，尊重科学、民主的力度是空前的”。田雪原记得，那天参加中南海的次会议的人员，有计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的领导，以及十几位专家学者。
中央领导要求，计划生育要快一点见成效。所以会议上，大家集中讨论的问题是：只生一个孩子，到底可行不可行。
会上，与会人员发言热烈，很多人用了“失控”一词来评价当时的人口增长势头。上街、逛商场、坐公交，大家都感觉人太多了，但是只让生一个，又嫌太少，这是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矛盾。
田雪原回忆，前后5次会议，具体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个就是人口素质，会不会导致下一代中国人的智能水平下降？因为当时有普遍看法认为，个生的孩子比较憨厚，后头的会更聪明。
第二个问题是生育率城市低、农村高的特点，会不会导致城市人口越来越少，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继而影响城市化进程。第三个问题则是对“四二一”结构（是指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还有他们的一个孩子）的论证。
随后的讨论过程和结论，带着浓重的改革开放后的色彩。
首先，经济学界高度统一的看法认为，纯粹的计划经济搞不下去了，只要发展商品经济，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那么，夫妻生的个孩子，并不一定是头一个怀的孩子。
对于城市化的进程，大家也非常乐观，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将不主要依靠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的此消彼长，而是靠流动、迁徙。
至于“四二一”结构，当时大家经过分析讨论后认为，对于家庭来说是有可能存在的，对于整个社会却不会形成。
会议从中南海转到人民大会堂，专家从十几位减少到两个，终，讨论渐渐转为决策过程，“只生一个”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个过程产生了两个文件。其一是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其中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另外一个文件就是，田雪原接受领导委托向中央书记处起草的报告，定下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基本方针。
“就像一个急刹车，已经踩到底了”，田雪原说，那时决策层形成的共识是，“只生一个”既非三五年间的权宜之计，又非之计。而是在一定期间，为了达到使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目的，围绕“控制一代人”所制定的政策。
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国策
如今83岁的翟玉洁仍记得，1980年，“只生一个好”的口号深入人心。
那年，是她到北京西城区大院居委会的年，此后二十年，她都在做计生这个“天下难”的工作。
1981年3月6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随后，计生工作体系一直建立到社区、村寨，无数被冠以“小脚侦缉队”之称的翟玉洁们，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方式，开展起了计划生育工作。
在这个时期，“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取代了上世纪70年代“晚、稀、少”的提法。
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还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翟玉洁记得，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只能挣十几块，而独生子女补贴额度，一个家庭一个月总共能领到5块钱。
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同时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急刹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从1982年的2.86，降到1990年的2.17。
回顾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的过程，田雪原说：“计划生育正是借了改革开放之力，首先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制造舆论。加上实践上中央的重视，才能以这样的力度推行开来。”
计生政策：定的就是只搞30年
——访1980年人口问题座谈会报告起草者田雪原
10月29日晚间，当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开始在手机上刷屏时，田雪原的手机也不时响起。这位当年计划生育政策出炉过程的见证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早在2009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计划生育政策30年大限已到，人口政策应尽快调整。
一直致力于我国人口政策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介绍，现在所讲的包括放开二孩在内的生育政策调整，其实早在30多年前就已提出来。当初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时，就已经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长可能带来的问题。
田雪原说，1980年召开的五次人口座谈会提出的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而一代人的时间为25年左右，多不超过30年。
“既非权宜之计，不是搞三年五载；也非之计，不能搞50年、100年”
30多年后，年逾古稀的田雪原依然对五次人口座谈会的很多细节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当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有63人，包括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等。
受会议委托，田雪原起草了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总基调包括：一是关于“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共识，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二是对于“生育一个孩子”可能带来的问题做了尽可能多的讨论、分析和预判。
田雪原说，当时的讨论还是挺充分的。甚至有人在会议上提出，民间有“老大傻”的说法，如果只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影响我们国家人口的智力因素。针对这些质疑和讨论，会议专门请了遗传学者来回应，科学上并没有证据证明“老大傻”。
当时会上分析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增长过快，人口问题十分突出，人民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认为“控制人口数量”是位的。田雪原说，当时已经有了共识，要尽量把“只生一个”可能带来的问题尽量减轻，不能使问题过于严重。要做到这一点关键的就是——“提倡一个孩子要搞多长时间”，时间短了没效果，时间过长了，带来的问题可能就比较严重，负面效果增大。
因此当时的会议提出了计划生育“既非权宜之计，不是搞三年五载；也非之计，不能搞50年，100年。这是我们决策重要的指导思想”。田雪原说。
出政策时就对可能的后果有预判
田雪原说，当初讨论时，对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弊端也是有充分论证和分析，主要提出了5方面的问题：会不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会不会影响人口智力；会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421”的家庭结构会不会带来养老的压力；中国人对男孩的传统偏好，会不会带来出生性别比的失衡。
当时，有一些分析来回应这5方面的担忧。首先是学者们做了一个估计，认为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田雪原说，30多年的实践证明基本上与原来估计的大趋势差不多。
关于影响人口智力水平说法，更是无稽之谈。田雪原说，尽管大家讨论激烈，但后通过科学的论证向与会者说明，对全社会的智力不会有影响。
关于劳动力短缺，田雪原说，当时讨论认为，虽然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但认为从总体上看没有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时，有专家也提出，劳动力究竟短缺到什么程度其实和“计划生育要搞多长时间”有关系，短期内不会出现，起码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在今后20到30年内不会减少，但30年以后，如果劳动力减少，就要通过生育政策的调整来缓解。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后，越来越多的家庭呈现出“421”的结构，如果全社会，这样的家庭结构过多，会不会带来养老的压力。当时也是认为，关键看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多长时间，如果在合理范围内，一代人时间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人还有兄弟姐妹，但如果搞两代人以上的时间，出现421结构的家庭可能就会增多。
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担心，田雪原说，当时的结论意见就是不能进行人工选择性别，法律上要严格约束。中国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很强，提出“只生一个”就要防止人为性别选择，提出要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进行非医学的胎儿性别鉴定。
政策实施超限已现不良后果
近年来，田雪原一直在关注政策超限带来的社会后果。他说，重要的问题之一可能是劳动力供给。我国在2010年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这一年，劳动人口数量所占总人口比达到峰值，随后开始往下走，这意味着我国的比较优势不再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
但在田雪原看来，这样的变化也是把双刃剑。劳动力的衰减结束了粗放的、外延的、靠投资靠劳动力的发展模式，以后要转变到内涵的、集约型的、靠技术靠创新发展的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劳动力对经济变动的影响是大的。以后更重要的是要以人口素质换数量和素质，发展教育科学，增强创新驱动，进入经济新常态。
另一个凸显的弊端是人口的老龄化，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快的国家。田雪原说，老龄化加速对社会影响很大，尤其是养老的压力会加大，对我国的养老保障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也在今天显现出来，这导致很多地区出现剩男问题、光棍村问题。对此，田雪原说，关于性别比问题，他早在2000年左右时就专门写过文章，提到出生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危机，当时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组织了讨论，还征求专家意见。但15年过去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太得力，效果并不好。
今天，在听到中央关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后，田雪原说，这样有利于在自然状态下逐渐实现出生性别比的相对平衡。
设计目标达到政策就该调整
近年来，眼看着30年大限已经过，田雪原有些坐不住了。他说，因为当年参加座谈会的人很多都已经作古，他当时是参会者中年龄小的。于是，他开始写文章，要把当年关于30年时限的讨论再现出来，让大家都明白现在已经到了应该调整政策的节点。再不调整，像原来说的那样搞成“之计”，带来的问题就大了。
2009年，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其中专门提及了30年大限的内容。他说，当时写那篇文章，他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重申了30多年前的决定。
为什么在2009年开始发声？田雪原还有另一个说法，他说，2009年时人口情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老龄化上来了，劳动力供给虽然还在增长，但增速已经越来越小，同时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的比接近峰值，到2010年就下来了，已经到了政策调整的关口。从数据上来看，高生育率降下来的目标在1992年就已经基本实现，从过去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再往后，低出生低增长的形势会加剧，按照现在的估计到2030年，就会出现人口零增长。
“如今到了这个节点，政策就应该调整”。田雪原说，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目标基本实现了，而且政策可能导致的这些问题也都陆续出现了。为避免这些问题变得过于严重，我们应该按照原来的初衷进行政策调整。“这对人口来讲是个大问题”，田雪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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